轶闻旧事话高层
我在省纪委工作二十年，虽然没有参加过案件查办，但是，由于机缘巧合，了解到几个重大事件的内幕。
叛党叛国逆人生
许家屯，是1984年换届前的江苏省委书记。就是那年，中央任命他为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的社长。这个角色，实际上是“中央驻港大臣”，比一般省委书记的职位重要的多，可见中央对他十分器重。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有着几十年党龄的“老革命”，却在1992年中央下令调他离港卸职之时，居然先将老伴和儿子送回南京，自己却携同情人偷偷飞往美国。不久，许家屯向美国媒体宣布，自己已获美国政府批准“政治避难”。接着，他还连续发表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丑化社会主义中国。
党中央很快做出开除许家屯党籍的决定，并将他的叛党叛国罪行向全党通报。
震惊之余，我回忆起了一件我唯一和许家屯接触过的事。
1984年春，就是许家屯离宁赴港的前几天，我在南京市委常委会议室听到了他一通令人震惊的讲话。
那天，南京市委常委开民主生活会，主持会议的是时任南京市委书记的柳林，是个山东人，头发全白，行将退休。那天的民主生活会，在漫无边际的夸夸其谈中开了一天。
按照规定，市委的民主生活会要由省纪委派人列席旁听。那天，是时任纪委办公室主任的孙学广和时任省纪委研究室副主任的我列席会议。
会议开到了下午4点多，看样子快要散会了。突然，许家屯闯入了会议室。
他大大咧咧的往柳林身旁一坐，高声问：“开什么会？差不多了吧？”
“我是来向你们告别的，五十年代我就是南京市委书记了，这儿是我的老家了！”
后来，他滔滔不绝的讲了40多分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些话：
“小平同志跟我谈话，说让我去香港，去香港当什么社长，还说让我干到1997年香港回归，我今年60岁了，还要干13年，这不是扯淡吗？”
“这次江苏省委换届，是各省市中最晚的一个，也是最难的一个。为这件事中央书记处找我们省委原来的领导去北京谈了三次，都没有谈成。为什么谈不成，你们应该知道，省委内部分两派，矛盾很大，势不两立，对于新的省级领导班子，各有各的方案，都不买对方的帐，根本就坐不到一块，最后中央书记处没有办法，就请出了邓小平！”
“小平到了苏州，把省里的人都叫过去说，你们江苏是个经济强省，没想到却是个政治弱省，省委领导班子都不团结，还能搞成什么事情？省委书记省长定不下来，那就选最年轻的，没有争议的。”
“因为小平同志发了火，双方只得收敛一些，最后定下来新任书记是韩培信，新任省长是顾秀莲。这两个人怎么样？我看，韩培信是只会做官不会做事，顾秀莲是国家经委最末一位副主任，一个可有可无的人。原来回江苏只打算安排当个副省长，没想到最后当上省长，为啥？年轻，女的，虽然没本事，但也没争议！”
“这么两个人物，能把江苏的事情搞好吗？没事，你们放心，谁来干都能搞好。为啥？江苏的经济底子厚，基础好，市县干部的素质高，就是省里不管，他们照样也能干好！”
令我惊异的是，像他这样身份的人，居然如此口无遮拦，信口开河。
孙学广主任是个江苏的老干部，他的感受可能更震撼，他悄悄问我：“你会速记法吗？”
“学过一点，没怎么用过。”
“就用速记法，尽量记全。”
后来，我用所谓的速记法整理了一份许家屯的讲话稿，交给了当时的省纪委书记康迪。他看过后十分恼怒，手指抖动着批了一句话：“绝密打印，报中纪委。”
许家屯一直住在美国，直到92岁去世。
这真可谓：
枉为高官数十年，理想信仰皆空谈。
暮年踏上不归路，叛党叛国恶名传。
恃权压法太专横
储江，曾任江苏省委副书记，省人大主任，还担任过省委组织部长、省政法委书记、省纪委书记等重要职务。2011年年初离世时95岁。
这样一位老资格的大人物，却在上世纪的80年代中期，受过党中央给予的一次党纪处分。这件事知道的人不多，我偶有机会，看过党中央给他处分的原件以及他所犯错误的相关资料。
大约是1985年或者1986年间，有一天，时任省纪委常务副书记的路澈，把我喊到他的办公室说：“交给你个临时任务，你先坐在这看看这些有关的材料。然后和朱耀宁同志去省政法委，了解一下事情的真相。”
我接过材料，第一份是中国法制报记者写的“内参”，标题赫然写着：“江苏省委副书记储江以权压法！”。
看过“内参”详细内容后，知道了事情的大概缘由。
上世纪七十年代“文革”时期，储江时任淮阴地区“革委会”副主任，主任是军代表。期间这里发生了一起“王凤枝”案件。
王凤枝，是淮阴当地人。他当过兵，打过仗，还在朝鲜战场立过功，后来返乡务农。他自恃是个“英雄”，平日里颇为霸道，乡亲四邻敢怒而不敢言，他的两个儿子自幼受父亲的宠纵，都不是个省油的灯。“文革”中都当上了“造反派”头头。
一次淮阴地区发生了较大规模的“武斗”，伤亡较重。事发后有人向储江反映，此次“武斗”一方的现场指挥就是王凤枝。
储江偏听偏信，未加查证，就批准逮捕了王凤枝，并很快判了他七年徒刑。
当时淮阴县法院有位姓张的院长，认为此案有冤情，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结果他被撤职，判决依然生效。
此后几年，王凤枝的两个儿子，走上了艰难上访之路。结果是告状无门，走投无路。
七年冤狱行将坐满之时，王凤枝的两个儿子在北京找到了一位解放军某野战军的军长王勇。王勇和王凤枝是在朝鲜战场上共过生死的战友。
王勇听过申诉，看过材料，特别是知道判处王凤枝的主要根据是所谓“武斗”现场指挥。而实际上这次事件的前后那段时间王凤枝根本就不在淮阴。
王勇拍案而起：“共产党领导的光天化日，居然没有了天理王法！这事我一定要管到底！”
然后，王勇亲自带着王凤枝的两个儿子找到了最高人民法院。接待他们的是高院刑庭的两位庭长。两位庭长亲自向高院领导汇报了此事。
很快，由高院、省院、市院、县院四级法院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到了淮阴。没费周折，很快查明：纯属冤案。
高院当即裁定：原判撤销，立即放人。
当王凤枝被释放之时，七年徒刑仅剩下一个月零三天。
然而，事情至此并没有结束。
很快，有人从淮阴来到南京向储江报告：“当年你定的王凤枝之案被翻案了，人都放了。”
当时储江任省委副书记、省政法委书记，他很快召集省市公检法相关人员30多人开会，宣称：“王凤枝之案是铁案，谁都翻不了。马上把人再抓起来！七年徒刑还没有坐满呢。”又说：“最高法院的两个庭长算个什么东西，这事只有胡耀邦下达指示才能改！”
果真，王凤枝又被抓了起来。他的儿子连夜又去北京，找到最高人民法院。
高院人员惊奇地问：“你父亲不是已经放了吗？”
王凤枝儿子答道：“放出来几天又抓了。”
高院连忙给江苏省法院通话。省法院：“不错，是又抓起来了。”
高法院：“为什么？是谁让抓的？”
“是省委副书记储江让抓的，他说放错了。”
原来，省法院领导和经办人员都对储江的做法心怀不满，便将储江如何召集会议，讲了些什么话都做了汇报。
不久，高院刑庭的两位庭长以个人名义向中央书记处写了份报告，主要意思是：“我们以党性保证王凤枝案是绝对的冤案，储江公然以权压法，建议追究责任。”
同时，他们在报告中还附上了四级法院对此案的调查报告、中国法制报记者有关此事的“内参”以及储江决定二次抓人的言行材料。
当时，中央书记处的总书记是胡耀邦。他很快批示：“请中纪委立即介入调查，如若属实，当严肃追究责任人。”
中纪委即将上诉有关材料电传江苏省纪委，并督促江苏省纪委报请省委对此事表态。
当时省委书记是韩培信，他批示：“请储江同志阅处。”
储江阅后大怒，当即亲自草拟了一份电报给中央书记处：“王凤枝案判罪量刑均无问题，高院的调查、法制报内参纯属歪曲事实真相。”电报的落款是中共江苏省委。
后来，中纪委派要员来到江苏，反复调查，并约请当年办案人员、“证人”、以及参与复查的数十名工作人员共同研究后，结论仍然一致：王凤枝案纯属冤案。
中纪委要员离宁前约见江苏省委和省纪委领导，指出：“储江当年制造冤案，如今阻挠平反纠错，应付主要领导责任，必须给予党纪处分。”
后来，省委几经推诿拖延，还是向中央报请了对储江的处分。
最后，中纪委的处分原文是：“经中纪委研究，并报请当中央批准，鉴于储江同志在阻碍王凤枝冤案平反过程中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决定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真可谓：
自恃位高权力大，仗权压法敢称霸。
官官相护难追究，轻描淡写也算罚。
行为不轨毁前程
杨咏沂，是1984年省委省政府换届时新提上来的副省长。他原来是南京一大学的教师。当时，中央提拔干部要按“四化”标准。即革命化，专业化，知识化，年轻化。
“革命化”是个难以界定的模糊概念。而按表面理解，杨咏沂其他三化都符合标准，于是他顺利地被选上了副省长，并分管文教卫生工作。
上任两年之后，他收到了一封人民来信。
写信人是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的一位应届毕业女生，她想请杨咏沂推荐她到省电视台工作。杨看过后随即批到：“转请省电视台酌处。”
以后，这个女生又写过两封信给杨咏沂，杨都批转给了省电视台。
过了一段时间，某日黄昏时分。杨咏沂下班回家。刚下车，只见一年轻女子迎了上来：“杨省长，我想和你说几句话，可以吗？”
杨抬头一看，这女子长发飘飘，身材苗条，面容姣好，是位美女。
杨正色道：“我不认识你啊，你找我有什么事？”
“我是南艺的学生，写过几封信给你……”
“哦，有过印象，可是……”
“杨省长，我想占用你几分钟时间再具体介绍一下我的情况。”
望着这女子楚楚动人的模样，杨省长实在不忍绝情：“那就请进来坐一会吧。”
正巧，杨的家人都不在，两人的言谈更加放松。双方交谈时间不长，女子起身告退。此时，杨已暗生怜香惜玉之心，便说：“这件事我来帮你办吧，问题不大。”
女子连连鞠躬称谢，含笑离去。
不久，事办成了，那女子如愿进了省电视台。
如果事情至此结束，本来也可成就一段杨省长成全素不相识的大学生的佳话，可是后来发生的事却彻底断送了杨省长的前程。
每年夏日黄昏，玄武湖公园常有成双成对的青年男女散步纳凉，谈情说爱。这中间大部分人是夫妻、情侣。但是，流氓犯罪活动也时有发生。所以，这个季节玄武湖地区的联防队员或者便衣警察都会在傍晚以后以至深夜中进行巡查，以防流氓活动或者刑事犯罪。
某日黄昏，两位巡查的联防队员用强光手电向一草丛深处照射时，发现一位20多岁的青年女子，裙裤已经脱掉，她身边是个四十多岁的男子，虽然衣着完整，但是神态十分慌张。
巡查队员见此情景，认定必是流氓活动，这双男女却说是谈朋友。联防队员要将两人送往派出所，两人不从。争执拉扯中，那男的被联防队员打了两拳。
那人恼羞成怒：“你们不要胡闹，你们知道我是什么人？”
“你是什么人？”
“我是省政府的，我是副省长！”
那两位联防队员平时里很少读报看电视，还真的没有见过这位副省长。
“好你个小子，还敢冒充副省长，走，到派出所再说！”
于是，这两人便被生拉硬扯的扭送到了玄武湖派出所。
到了那里，值班的一位警察立马认出了这位男子就是杨咏沂副省长，赶快立正敬礼。两位联防队员怔住了：“还真是副省长！”但是，他们还是一五一十的将现场的情况讲了一遍。
那警察对两位联防队员说：“你们先回去吧，事情我来处理。”
两位联防走后，杨对那警察说：“希望这件事情不要上报，今后你若有事情，可以找我。”
没想到，那警察还真的将此事隐瞒下来。后来事发，他被清除出了公安队伍。
那两位联防事后将举报信寄到了中纪委和省纪委，中纪委要求省纪委迅速查明此事。
省纪委一位副书记受省委委托，找杨谈话，杨说：“这件事情是有过，但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啊。”省纪委派人找那个女子谈话，她倒痛快答道：“除了上床之外，我和杨咏沂什么都发生过。我并不想破坏他的家庭，他也没有强迫过我，我是自愿，就是为了报答他。”
最后，经中纪委批准，对杨的处分决定是：“行为不轨，党内警告。”
事情不大，处分很轻。但是，作为一名副省长，他已经没有颜面再在江苏工作。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沈达人，因为此前刚在宁夏当过三年的省委书记，便推荐杨去那里担任副省长。宁夏了解内情后，婉言谢绝了。
后又经中组部协调，调杨去了北京担任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但不久，因为杨在北京无精打采，无心工作，便被退回江苏。回江苏后，杨被任命为江苏省扶贫领导小组副组长。再后来，杨抑郁成疾，患上肝癌，含恨离世。
真可谓：
英雄难过美人关，古往今来理不偏。
自毁前程悔不及，风流轶事成笑谈。
市长泄密被判刑
1986年间，省纪委做过一个统计，在当年查处的32件县处级以上干部的违法违纪案件中，有31件都是人民来信举报的，而另一件是国家安全部门查处的。
而这起由安全部门偶然查获的案件，过程十分戏剧化。被查处的人是时任南京市副市长的丁永安。
当年，有位香港的女商人，要来南京投资经商。她还在香港没有出发，省安全厅已经收到来自香港我方内线情报：该女的丈夫是台湾国民党一秘密谍报机关的骨干，他在香港的公开身份是经商。
据我香港情报机关分析，该女前往南京经商，很可能只是个幌子。她的真实目的是窃取政治经济情报。
获此情报后，省安全厅便与外事旅游等部门协调，决定待该女抵宁后便将她安排到金陵饭店某一客房入住。
香港女商入住后，开头并无异常。
该女原本是市歌舞团的舞蹈演员，“文革”后嫁入香港。这次返宁，断不了有亲朋故交前来探望。
不久，在监视录像中发现了一个大人物，他就是南京市丁永安副市长。原来，丁在“文革”前曾在市文教局工作，与该女舞场上相识，也是多年的老交情了。
开始，该女提出，想在新街口最好的市口，租赁或购买一处店铺要做珠宝生意。
丁说，你自己先去挑选，选定了告诉我，或租赁，或购买，我来帮你办。
后来发现，两人先是言语挑逗，接着拥抱接吻，最后脱衣上床了。
令人震惊的是，窃听录音清楚的记下了，丁在港女的有意无意的提问中，不仅泄露了不少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而且，丁还指名道姓的辱骂了好几位省市级领导干部。
省安全厅领导当即拿着录音录像，向当时的省委书记韩培信和副书记沈达人作了汇报。
很快，沈达人把丁永安请到了省委。
开始，丁死活不认账，只承认和港女是过去的老相识，她此次来宁，是求他帮忙在南京做珠宝生意，并无其他关系。
沈见丁态度顽固，便不耐烦的说：“那好吧，现在就把你和那女人在房间里说的什么话，做的什么事，重播一遍吧！”
丁永安闻听此言，顿时乱了方寸。
“别，别，还是让我自己说吧……”
后来，关于丁永安的处理意见，出现了分歧。省安全厅和省检察院建议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起诉，省纪委的意见是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南京市委认为可以留党察看，撤销行政职务。
最后，江苏省委采纳了南京市委的意见。
事后，国家安全部专题通报了丁永安的案件，认为丁永安是典型的泄露国家机密罪，理当追究刑责，而江苏省以纪代法的处理，是极不严肃的。
然后，最高人民检察院指令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向丁永安下达了逮捕令。省法院后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处丁永安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真可谓：
一桩奸情非寻常，高官泄密罪难当。
色字头上有把刀，违者定将苦果尝。
空言监督难承当
邢白，于1984年至1987年任江苏省纪委书记。此前，他先后担任过无锡市和南通市的市委书记。
记得，他第一次到省纪委与大家见面，是省委副书记沈达人陪他来的。他说的一段话，我记得很清楚。
“我今年整60周岁，前几天刚从日本考察回来，本准备办退休的，没想到韩培信（省委书记）找我谈话，说省委已决定我到省纪委工作……”
1987年，也就是他任期届满的前一年，他被免去纪委书记职位，调到省人大工作。按说，新的纪委书记前一年到位，然后换届当选，也是通常的做法。
然后，联想到他“下课”前的若干现象，他被免职的真实内幕，却是另有缘由。
他被免职前几个月的一天上午，省纪委的秘书长召集几个相关人员研究一个材料如何写法。
邢白突然闯了进来，看起来脸色不太好。
“你们在研究什么……先停一停，你们先帮我考虑一个问题……”
“我刚才从省委那边过来，韩培信书记告诉我一件事，说顾秀莲（时任省长）率省政府代表团赴朝鲜访问，路过北京，中央书记处的一位书记转达胡耀邦同志（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话，说江苏这几年经济工作搞得不错，但执行党纪方面不够严肃，一定要注意！”
“韩培信问我，胡耀邦总书记的话是什么意思，我也想不懂。你们都帮我思考一下，是说我们江苏哪件事情没处理好呢，还是说我们整个纪检工作都没做好呢……”
问题重大，突如其来，在座的几个人，谁都没敢吭声。
过后，我猛然间想起来一件有关联的事。
中纪委研究室三位同志来江苏调研，领导派我陪同他们去了一趟无锡和苏州。
那天，住在无锡梁溪饭店。晚饭后，我陪中纪委一位年轻的副处长散步。他自我介绍说，他是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研究生，北京人，到中纪委工作八年了。我对他说，我是1961年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他听后，很高兴，说是遇到老学长了！
他很健谈，也很直率。交谈之中，他突然冒出一句：“我估计你们省纪委书记当不长了！”
“啊，为什么？”我感到有些震惊。
“有一次，我们研究室主任列席中纪委常委会议。听常委议论说，江苏省纪委近年有几件事情都没有处理好。其中，最典型的有两件事……”
“一件是，江苏有个省委副书记亲自制造了一起致人七年徒刑的冤案，高院宣判无罪释放后，他又下令将人抓了起来。典型的以权压法，阻挠拨乱反正的落实……”
“一件是江苏国画院院长被逼自杀事件。这是“文革”后全国发生的唯一一件“极左”方式逼人致死的事件，事情牵连到省委宣传部长和省委副书记等人……”
“这两件事，中央书记处和中央纪委多次督促江苏省委、省纪委查明真相，作出处理，追究相关领导的责任。但省委和省纪委一直态度暧昧，拖着不办。”
“因此，常委们议论，像江苏省这样软弱无力的纪委书记，要赶快撤换下来。”
储江的事，已在前面有过介绍。
关于南京国画院院长姚迁被逼自杀之事，我听过时任省纪委常务副书记路沏同志向我介绍过。
1986年某日，《新华日报》头版下方，发表了一则消息。大意是省国画院院长姚迁因剽窃他人作品，侵犯他人著作权等问题，正受到有关部门的严肃查处中，云云……
消息发表的第二天，姚迁便在家中卫生间自缢身亡。
姚迁家属认定，姚迁是被人栽赃陷害而被逼自杀的。并表示如果省纪委不派领导到现场，绝不收尸。
当天，省纪委副书记路沏同志会同省委宣传部，公安厅等部门人员一同前往姚迁家。家人这才同意收尸入殓。
随后，姚迁家人的控告申诉便寄往了中央许多领导部门。
此事很快引起了中央书记处的重视，要求迅速查明情况，严肃处理。
后经中纪委、省纪委、中宣部、文化部等派人联合调查，历经数月，终于查明情况。
国画院长姚迁确系受人陷害，含冤自杀。
特别严重的是，在姚迁自杀前的一段时间里，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曾经组成工作组到国画院，以发动群众“揭发姚迁”这种“文革”式极左方法，无中生有的罗列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扣在姚迁头上。
更加严重的是，那篇发表在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上的消息，竟然获得文化厅长、宣传部长、甚至一名省委副书记的批准，一路绿灯，顺利发表。
事发之后，中央书记处明确表示：“此事发生在“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已经数年之后，属于政治迫害致人死命。影响之坏，全国罕见，必须严肃处理，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
然而，此事涉及的有关人员太多，且有多名省部级干部，江苏省委难下决心，迟迟不做处理。中纪委多次催促省纪委，省纪委也是无可奈何。
江苏省的这种推诿拖拉的做法，终于惹火了中央纪委。便派了一位部长级干部，率领五人小组来到南京。住进西康宾馆后，那位部长对前来接待的省委副书记沈达人说：“中央书记处和中纪委派我们来的唯一任务，就是要等你们江苏省委对此案的处理结果，什么时候有了结果，我们就回京复命。如果一直没有结果，我们就一直住在这里等。”
重压之下，再无退路。江苏省委连续三个晚上加班开会，研究处理意见。
后来，中央纪委批下的有关人员处理意见是：省委副书记孙颔党内警告；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罗运来撤职；省委委员文化厅长、副厅长两人党内严重警告，行政撤职。
此外，还有多名处级干部受到党政处分。
后来，中纪委还将此处分决定的全文，刊登在《党风和党纪》期刊上。这个刊物发往全国县处级党委单位。实际上，这个刊物普通党员都可以看到。
上述两件事情，责任都在省委，特别是省委书记。如果仅此两事，让省纪委书记邢白“下课”，似乎有些冤枉。
真可谓：
纪委书记要承当，明枪暗箭都得防。
是非曲直敢表态，关键时分见真章。
祸从天降冤丧命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省某市发生了一件现代“窦娥”案，相当奇特，鲜为人知。
当年的夏季某日，大约凌晨4时左右。一位家居郊区某县的杨姓木匠，骑车进城，车上挂这个木工工具包。
杨木匠路过一个岔路口时，远远看见路边侧卧着个人，身子卧倒在地，一动不动。他就放慢了车速，把车子停在那人跟前。
他伏下身子一看，那人头部下垂，地上一滩鲜血，定眼看去，人已死了。
杨木匠被吓坏了，连忙翻身上车，脚下猛蹬，匆匆离去。
没想到，马路对面的一个小吃店的老板刚刚启门，无意中看到了这一幕。
有人报案，警察很快就到了现场。小吃店老板向警察告称，他曾看到一个骑车人伏在死者跟前看了一阵，然后就骑车慌忙跑了。老板还将那骑车人的年龄、体型、穿着打扮一一述说。特别讲到，那人骑的车是部新车，后座上挂着类似工具袋的东西。
很快，杨木匠被当作嫌疑人抓了起来。
死者的身份被迅速查清，他竟与杨木匠是同乡人，是被斧头之类的利器砍死，他的一部新自行车和衣袋里的若干钞票也被抢走。
办案的警察认定，杨木匠就是凶手。
但杨木匠坚不承认，上级提出要限期破案。警察们便加大了审讯力度。
先是罚跪罚站，接着就是不准睡觉吃饭。
接着，警察们轮流审讯。犯人只要稍有睡意，便用木板抽打。
最让他难受的是，警察后来给他戴上了一个“拇指铐”。就是让犯人把两臂都扣到背后，然后用一种特制的“拇指铐”把两手的拇指反扣起来。不消片刻，犯人便痛的大汗淋漓哭爹喊娘……
如此这般，几经折磨。杨木匠流血流泪，哭天喊地，可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他想，天天这样遭罪，不如早些死了，认命吧。
于是，他说：“我招了，我是凶手……”
警察们一听大喜，终于在限期内破案了。
接着，便是录口供：
“你为什么要杀人？”
“谋财害命……”
“谋的什么财？”
“一辆新自行车……”
“什么牌子的自行车？”
“是永久牌……”
“不对，是凤凰牌！”
“是，就是凤凰牌……”
“你杀人是夜里几点钟？”
“大概夜里两三点钟……”
“不对，是凌晨四点钟！”
“是，就是凌晨四点钟……”
就这样，在警察的威逼诱供中，杨木匠完整的供出了自己的杀人过程。
他被送到了看守所，这里有饭吃能睡觉，也不挨打挨骂了。
等候起诉，审判，这中间，他几次翻供又招供。最后，判决下来了：死刑。
死刑被核准了。终于到了这一天，他被押上了刑场。
死刑即将执行，他望着天上的白云，看到周围的绿树，他意识到，真的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他突然放声大喊，歇斯底里般的狂叫：“我冤枉啊，我没有杀人，我不该死！快来人救救我呀！”
一位监刑的检察官，疑惑地举起手来，示意行刑人员暂缓执行。
按照相关规定，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责任是必须请示上级。
他回到汽车上，给上级打了电话作了汇报。
上级回答：立即执行！
随着两声清脆的枪声响过，一个冤魂走了。
几年之后，此案的真凶，因为其他案发被捕了。在狱中，他主动交代了当年在某市街头杀人抢车的过程。
后来，杨木匠的家人收到一份杨木匠无罪的判决和一笔数目可观的补偿金。
杨木匠的家人亲友及众位父老乡亲，联名向省市的相关领导机关提出申诉，强烈要求对当年的办案人员追究刑事责任。
省纪委也派人参加了此案申诉的相关调查。
参与调查的省纪委一位处长在调查结束后，找到我，详细介绍了这件冤案的前前后后。
最后，他对我说：“我想请你把这件事情的经过详详细细的写下来，以“内参”形式向中央有关机关反映……”
我想了一下，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对他说：“想法很勇敢，做法很幼稚！没有纪委领导批准“内参”能发吗？往哪里发？谁给你发？”
处长告诉我，只要我写好，他有途径将“内参”送往新华社江苏分社。
说实话，我可没有这么大的胆量，以“非法”手段反映这类敏感重大事件，因为这是违反纪委机关纪律的。
事请就此作罢。后来，那位处长告诉我：当年经办此案的人员，有的早已调离，有的已被提拔，其中当时负责此案的一位市公安局副局长，现在是市人大的副主任。
最后，受到追究责任的相关人员，大都受到无关痛痒的党纪、政纪处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一个也没有。
这可能是中国司法实践的特殊个例，但无可否认的事实是，这也的确是部分司法人员素质的真实写照。
真可谓：
天降奇祸遭大难，刑讯逼供断命案。
无辜冤魂命归西，堪称当代窦娥冤。
离奇诈骗路路通
1996年，省纪委在我省某市查处了一起政治诈骗案。
先是该市两位公安局离休的老同志，向省纪委在该市的工作人员反映：“市里近来有一个自称是军委总参谋部派到市里的人，非常活跃。他和市里党政领导十分熟悉，经常往来。而且，他还经常往返于南京、北京两地，好像很忙。凭我们几十年公安工作的经验，觉得此事十分奇怪：军委的干部派到地方来，和地方党政干部过往甚密，而且高调公开，到处宣称他是军委的人，这十分可疑……”
省纪委书记曹克明同志听说此事，十分重视。当即决定：先把简要情况书面报告省委，立即派人在该市深入调查详细情况。
经过初步调查，大体情况是：此人姓胡（化名），已婚，家在本地。
胡当年40岁左右。知识渊博，口才极好。无论什么话题，他都可以插得上话，而且从容得体，十分老道。
他对人称：“我是军委总参谋部的一位处长，到江苏来，常驻本市，执行特殊任务。至于是军委哪个具体单位，执行何种任务，你们谁也不要问，我结婚多年了，老婆也不知道我是干什么工作的。”
有人确实多次看到他身着军装，佩戴大校军衔，家中也有多张穿着军装和一些“大人物”一起合影的照片。
特别令人叫绝的是，他在公安、军事方面的知识十分丰富，十分全面，而且常有一些令“专家”都汗颜的独到见解。
他不止一次的在市里和一些现职公安部门的人交谈，说到如今公安的一些破案手段和先进设备，以及派遣、反间谍的一些先进方法，特别是古今中外的一些著名案例，他都讲得活神活现，生动形象。
他到北京办事，常住总参招待所。那里有个套房，始终为他保留，他不在时，就空着。
总参招待所的工作人员和常驻的客人对他十分熟悉。他出手大方，待人坦诚，说话办事，十分得体。
特别是他的口才很好，每个接触过他的人都说，只要听过他一次谈话，都会由衷地产生敬佩之情。
他的能量很大，总参车管处的处长，和他亲如兄弟。他在北京用车，都由这位处长提供。有次，江苏省委有位副书记来京，他调用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专车，供“胡处长”去机场接人。
据说，军委总参在北京郊区有几处从不对外开放的“绝密”级别墅区，是具有“特殊任务”人员的住处。就是相当级别的领导，也无法入内参观。
而神通广大的“胡处长”，居然拿到了“特别通行证”，把这几处别墅区参观了一通。
还有一次，“胡处长”在军委招待所结识了几位专门从事情报工作的军中专家。交谈中，“胡处长”大谈当今国际上几个主要国家最先进的情报手段、设备、正在研制中的一些最新型武器。让几位专家听得津津有味，自叹不如。
在江苏省内“胡处长”能量也很大。一位省委副书记和一位副省长，无论是在南京还是外地，只要相遇都要宴请他。
某天，在市里，他和几位朋友喝酒至深夜，借着醉意说：
“市委书记是市里最大的官，他也得听我的。我现在打个电话让他过来，他就得来，不信，咱们试一试……”
他真的拨通了市委书记的电话。
半个小时后，市委书记真的乘车来到他的面前，几位朋友面面相觑，暗暗称奇。
一位市里的局级干部想到市级领导岗位上当官，他请“胡处长”帮忙。“胡处长”当即表态：“问题不大，三个月搞定！”
结果是，这位局长两个月内就到市里当官了。
他到处游走，到处请客送礼，开销很大，他既无职业，有无收入，钱从何来？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省市居然有两个部门定期给他发放数量可观的“经费”，以保证他的“特殊使命”顺利实施。
再后来，随着他名气越来越大，当地不断有人上门送钱送礼了。以至于，他的钱多的花不完，便更加大方的向他认为“有用”的人送礼进贡。
上述情况，基本查明。曹克明亲率相关人员去北京向中纪委汇报。
中央纪委领导十分重视。当即与中央军委纪委取得联系。
答案很快出来了：中央军委从未派任何人以任何身份到江苏执行什么“特殊任务”。
省里决定：立即逮捕“胡处长”。曹克明同志亲赴现场，坐镇指挥。
省公安厅派出一位副厅长亲率刑警大队大队长及数十名刑警执行逮捕任务。
事先听说，“胡处长”及他的两个“保镖”均佩带手枪。
所以，特意找了一个和胡关系很好的人去胡家叫门。胡家门被打开时，胡见他的熟人背后，一下冲进来七八个手持着短枪的人，猝不及防。
他的两个保镖，身上都搜出了手枪，而胡的办公桌抽屉内有两把手枪，均已子弹上膛。
十几部大小警车，风驰电掣，呼啸而去，连夜驶向外地某武警部队的驻地。这是事先安排好的关押地点。
后来，因为胡案涉及的人和事许多都发生在该市，还涉及军队内部的一些人和事，所以确定异地审判不公开。
最后，胡被判处死刑。给他定的罪名是贪污罪、受贿罪、行贿罪、经济诈骗罪、私藏枪支罪。唯独他的政治诈骗罪行，在判决书中一句也没有提及。
在他等待死刑执行的日子里，省纪委办案人员采访过他。
出人意料的，他很淡定从容。
下面就是他的一段自白：
“事已至此，我没有什么好保留的。其实，给我定的这么多罪名，都是衍生出来的。我真正的罪名应该是“政治诈骗”，但你们不敢涉及，因为牵连的官员太多了。问我出于什么动机，我一不为当官，二不为发财，我只不过是为了检验测试我自己的能力。这么多人上当受骗，说明我的能力还是可以的。我发现共产党有些官员不但平庸，而且愚昧，官越大越蠢。我常常在想，他们为什么对我说的都深信不疑，竟然没有发现任何破绽……
说到我的能力，你们可能不相信，我是自学成才，而且十分刻苦用功。我不喜欢那种花天酒地、大吃大喝的生活，我很爱学习。
我的空余时间都是在读书读报，各种书籍，五花八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社会，心理学，犯罪对策学，艺术门类等等……
有人说我博学多才，也不过分。特别是公安，情报，反间，派遣等这方面的资料、小说，古今中外的案例汇编等等，我兴趣最大。
我这人记忆力特好，特别是一些数据，时间，地点，人物，记得准确无误……
为了练好口才，我专门订了《口才与演讲》杂志，为了练好普通话，常常一人在家反复朗诵多种体裁的文章……
我出生贫苦，家里是农民，小时候我种过田，高中毕业后，当了几年兵，在部队入了党，提了干，转业几年后，我的信念慢慢变了……
我看到许多共产党的官员终日在花天酒地，醉生梦死，我恨他们，又想站在他们头上，戏弄他们……
我并不后悔，人生苦短，我已经潇洒走过一回，知足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请示曹克明书记：“这个案子能写吗？”
“有什么可写的？家丑不可外扬！”
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有个政治骗子，叫李万铭。也冒充军委总参的高官，从北京骗到西安，骗倒一大批党政军官员，案发后被处十五年有期徒刑。作家老舍曾将此事编成话剧《西望长安》，全国公演，轰动一时。
真可谓：
招摇撞骗假军官，从南到北都骗遍。
当年骗术又重施，只把金陵当长安。